“坏小孩”反映了我们对儿童怎样的他者想象?

原标题:“坏小孩”反映了我们对儿童怎样的他者想象?

“坏小孩”反映了我们对儿童怎样的他者想象? 国内新闻 第1张

《隐秘的角落》剧照。来源:豆瓣

记者 | 赵蕴娴 编辑 | 林子人

《隐秘的角落》:“坏小孩”是怎样炼成的?

上周,网剧《隐秘的角落》大结局播出后,章子怡在微博发布了一条评论:“看了这么多年的美剧英剧,终于有一部品质可与其抗衡的‘中剧’了!”可以说,《隐秘的角落》是开年来最受好评的一部国产剧:干净流畅的叙事、丰满的人物形象、扎实的表演,再加上精良的摄影和贴合氛围的诡谲配乐,自然与长年霸占屏幕、粗制滥造的“水剧”有云泥之别,也因此在观众群里获得了代表品质的“中剧”之称。

在《隐秘的角落》里,张东升谋杀岳父母的过程无意间被三个小孩的相机镜头捕捉,一起夏日的凶杀案巧合地跌进了孩童的暑假,也由此撞破了儿童内心的隐幽。原本简单的报案举证因为孩子们各自的心思与难言之隐逐渐走向复杂,引发了一连串的蝴蝶效应,导致了更多人的死亡与家庭破裂。随着剧情的推进,小孩子缜密的谎言、幽暗的内心一次次打破成人与儿童世界间的界限,原本属于成人的暴力与算计不断从本应稚嫩、天真的一端涌现出来,挑战着观众对儿童善恶的认知。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开始关注未成年人的越轨行为乃至犯罪问题,《隐秘的角落》也不例外。与原著小说《坏小孩》相比,剧本改编将小孩作恶的动机从单纯的人性之“恶”替换为许多可以被解释、理解和同情的不幸、无奈与善良愿望,尝试去挖掘小孩一步步走向“恶”的原因。在澎湃新闻刊发的一篇文章中,作者重木就将《隐秘的角落》看作“较为松散的非正规社会学调查”,研究“坏小孩”是如何炼成的。

文章指出,许多探案推理作品,例如日本的《告白》、丹麦的《狩猎》,都与《隐秘的角落》共享了一个相似的“坏小孩”故事模式,即看似天真无邪的小孩,实际上却是各种恐怖意外与凶案的制造者。在故事尝试探索或者解释“儿童何以为恶”时,个体的家庭及校园经历往往会被视作首要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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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中的三个“坏小孩”

《隐秘的角落》一开始,成绩优异、乖顺懂事的朱朝阳可以说是许多人心中标准的“好孩子”,就连他的孤僻也被看作拒绝参与作弊的正直清高所带来的后果,因而更能使之契合于“好孩子”的形象。他头两次选择不报警,一是为了帮助朋友,二是害怕失去本就不多的父爱,最初对张东升的威胁与欺骗,也是为了给普普的弟弟筹到30万手术款,虽说少年城府,却并无坏心。但在他的家庭时光中,观众却能时时察觉到表面的温馨与凑合下耸动着朱朝阳对每一个人的情绪暗流,这个看似乖巧的男孩随时可能走向极端,而他的冷静与高智商或许会助他酿成更可怕的惨剧。

《新京报·书评周刊》的文章《〈隐秘的角落〉大结局:小孩是怎么一步步“变坏”的?》 借用临床心理学博士乔尼丝·韦布“情感忽视”的概念分析了导致朱朝阳“变坏”的家庭因素。不论是朱朝阳父亲对儿子“给零花钱”式的关照,还是其母亲在衣食住行方面细致入微、甚至近乎独断专横的照料,都极大地忽视了孩子的情感需求,而正是这部分父母没有做的、忽视掉的需求对朱朝阳的成长产生了极大影响。朱朝阳的父亲对其缺少持续的情感关注与互动,只偶尔以金钱作为打发,母亲则是用事无巨细的条条框框将儿子圈在令人窒息的爱意之中,她在儿子面前悲情、自我牺牲的形象对朱朝阳形成了一种“情感勒索”,使得孩子不得不压抑自己,来满足这个“沉默的暴君”。

因而,在经历了与母亲的争吵以及遭遇了父亲的怀疑、责备与算计之后,长期压抑的愤怒、委屈刺激朱朝阳走向了真正作恶的深渊,他几次三番对警察撒谎,在原著中威胁张东升帮自己杀掉父亲,冷静地写下满纸谎言的日记以求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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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将桌上的朱朝阳父子

如果说家庭的不幸是朱朝阳“变坏”的长期背景,与同龄人的危险相伴则是他“为恶”的直接诱因。对青少年来说,亲密的同伴关系不可或缺的,孩子与同伴的相处帮助他们认知自己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定下未来的生活道路。在学校里缺少朋友的朱朝阳很快能与严良、普普走到一块,正是出于对同伴关系的渴望,三人共同缺失的父爱,使得他们更容易与对方产生共情,“得到来自他人的确认,并在一定程度上被治愈。”

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严良顶着“问题少年”的标签,他教朱朝阳骂脏话、打架,但他也和最初的朱朝阳一样,善良正直,朱朝阳的“变坏”并非是简单的“近墨者黑”,受了“坏孩子”的影响。正如《〈隐秘的角落〉大结局:小孩是怎么一步步“变坏”的?》指出的那样,三个孩子之间的同伴关系之所以危险,在于他们三人是彼此“唯一的朋友”,目睹犯罪的经历又将他们捆绑为“命运共同体”,他们没有其他可以信任的人,因而逐渐迷失在这个失控的小团体中。

《三联生活周刊》的一篇文章 进一步区分了“同伙”与“朋友”两个概念:“作为同伙,一个孩子往往是放弃判断的,自我边界模糊;而作为朋友,他会更多地展现出个性魅力,逐渐发展出完整的自我。”我们可以看到,朱朝阳在与其他二人建立友谊的过程中,逐渐摆脱了自己多疑戒备的一面,展现出对他人的关心与慷慨,然而,当三人越来越成为“命运共同体”时,他们对事件的判断失去了社会参照,因而愈发极端。可以想象,如果三个小孩能信任的不只是彼此,还有父母或其他朋友可以商讨,事情或许就不会变得越来越糟。

迫使朱朝阳“变坏”的“情感忽视”,恰恰也根植于“坏小孩”故事模式揭露的认知弊病——社会主流对儿童的认识,局限于“原初、纯洁、懵懂”的想象。重木注意到,“儿童”这一观念的形成,掺杂着“强烈的进化论以及有机论”。在这种观念中,儿童是未经社会“污染”的自然之物,他们纯真可爱,也因这份纯真而不具备理解复杂世事与险恶人心的能力,成人与儿童的世界泾渭分明。故事的后半段,“黑化”的朱朝阳处心积虑地为恶,他是“坏小孩”模式对“儿童-成人”二元价值观最直接、最刺激的挑战,因其骇然,这种挑战往往被看作反常的个例。然而,在故事的前半段,“坏小孩”模式对朱朝阳细腻隐忍的刻画、对严良叛逆早熟的书写以及对普普善解人意的描绘,都以一种更温和但却更令人心惊的方式探向了整个社会的隐秘角落,在那里,儿童作为他者被想象与矮化,被给予混杂了傲慢与恐惧的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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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青少年来说,亲密的同伴关系是不可或缺的,孩子与同伴的相处帮助他们认知自己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定向未来的生活道路。”

参考资料:

《〈隐秘的角落〉:一份非正规社会学调查》

《〈隐秘的角落〉大结局:小孩是怎么一步步“变坏”的?》

https://mp.weixin.qq.com/s/tBPQqVpFr5a9Cl0aXwh27w

《罪恶边缘,那些结伴长大的“坏小孩”》

https://mp.weixin.qq.com/s/TIFy3lA_o3WwN7pnUnmR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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